西班牙《趣味》月刊5月号发表题为《双重间谍》的文章，编译如下：

　　他们会背叛自己人，也会毫不费力地对所有人撒谎。他们为了原则、复仇或野心充当双重间谍。二战和冷战是双重间谍的主要战场。

　　神秘的“牧羊人”

　　2014年1月，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几份秘密文件。通过这些文件，1912年出生的西班牙毕尔巴鄂人何塞·拉腊多戈伊蒂亚·门查卡坎坷的传奇人生得以还原和再现。他的公开职业—牧羊人并不足以显示出他在二战中所经历的各种危险。

　　1941年门查卡从美国回到西班牙后以“布罗莫”的化名加入德国纳粹情报机构。在此之前他一直和兄弟待在美国的爱达荷州，靠作牧羊人维持生计。对德国纳粹来说，他身上集合了所有当间谍的必要条件：会讲英语，对美国了如指掌，可以不引起任何怀疑地在美国四处旅行。在随后的2年里，门查卡以“G”（Guernica）为代号在纳粹情报机构位于毕尔巴鄂的办事机构接受了有关编码和破译密码的培训。当他的上级认为他已经可以接受任务时，便委派给了他间谍生涯的第一项任务：监视美国驻毕尔巴鄂的领事馆并以翻译的身份打入领事馆。1942年12月至1943年2月，门查卡成功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的任务是：前往美国，获取有关美军武器装备、军队、军工厂和一切有助于阻止盟军抵达欧洲的舰队的有用信息并通报给纳粹。但纳粹军事情报机构不知道的是，“布罗莫”已经计划好为盟军服务。在流亡的巴斯克自治政府主席何塞·安东尼奥·阿吉雷心腹协助下，“布罗莫”从费城进入美国。

　　从那以后，“布罗莫”就成为一名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前身）服务的双重间谍，他为纳粹提供着假情报，直到二战结束。他的死亡证明上写着他死于2002年12月11日，墓地位于纽约州的塞维尔镇。

　　和“布罗莫”一样，历史上有很多间谍都是双重间谍，但最著名和被研究最多的都是那些曾参与过二战和接下来冷战的人。这种忠诚骤变让所有双重间谍都具有一种十分与众不同的心理特点。专门研究情报机构的记者费尔南多·鲁埃达说，生活中并不是非黑即白，当一名特工保持着对自己的国家或信仰的忠诚时，通常他/她就会被称为英雄。但是当他/她一旦背叛了这种信任时，就变成了“叛徒”。

　　牢狱、酷刑、洗脑

　　以上观点清晰地体现在乔治·布莱克的身上。1922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布莱克最初是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二战后他被派往韩国，负责组织间谍网络。他的公开身份是英国外交部委任的英国驻韩国副领事。布莱克一直平静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直到1950年6月24日，朝鲜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和苏联支持的朝鲜一方已经占领了当时的汉城，布莱克和其他英国官员被关进了平壤的监狱。在此后的3年里，布莱克受尽了各种殴打和酷刑，甚至被洗脑。看守告诉他，只有改变阵营并为他们传递情报，否则他的处境不会改变。但是，他并没有落入陷阱—至少是在表面上。

　　经历了这一场牢狱之灾后，在外交协调下，这几名囚犯返回了英国。回国后他们接受了测试，以查明他们到底有没有背叛忠诚。布莱克没有被查出任何疑点，但其实英国情报机构已经犯了一个巨大错误：昔日的英国副领事正将情报传递给了朝鲜，而且最终这些情报都到了克格勃手中。于是，布莱克充当了8年的双重间谍，直至暴露。在讯问中布莱克承认是在入狱1年半的时候倒戈的。至于原因，他曾对英国《独立报》讲述：“美国不断轰炸一个个小村庄，受影响和丧生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因为年轻力壮的男人都已经参军。”

　　“作为这些强国中的一分子我感到无比耻辱。它们是技术上的超级大国，却在打击手无寸铁的小国。”布莱克说。

　　不管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因为害怕继续遭到酷刑，布莱克最终选择了与朝鲜和苏联合作。1961年，他被判处42年监禁。兜兜转转之后，1966布莱克从伦敦（沃姆伍德）斯克拉布斯监狱越狱，1970年他在莫斯科现身，继续为克格勃工作。2007年，普京总统授予了布莱克友谊勋章。布莱克说：“要想背叛，首先你必须做到从属，而我从未从属于谁。”

　　金·菲尔比：明星间谍

　　不同国家的政府如何能确保自己的谍报人员忠实于自己的国家？对此，鲁埃达认为，“没有办法能获得百分之百的忠诚。因此，在启用一个新的特工之前，必须让他接受严格的审查，以确保这名间谍不会因为某项弱点而被敌方情报机构抓住”。

　　这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鲁埃达称，要了解这个人的政治观念、银行账户、社交圈，甚至是性取向。这并非要求当间谍的人都必须是清白的，毫无瑕疵的人，而是了解这个人容易被抓住的弱点。一旦进入情报系统，安全当局就会对每一名特工的一切进行监控，以确保忠诚。所以，在间谍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完全的信任根本不存在。

　　以最著名的双重间谍故事为例，上世纪30年代，英国年轻人当中盛行着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之情。当时在剑桥大学读书的菲尔比就是其中之一。大学期间他与一个著名的亲苏组织建立了联系。

　　在完成了经济学的学业后，菲尔比前往维也纳开始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他扮作德国法西斯的追随者潜回英国，继续为苏联提供情报。二战开始后，英国军情六处将其策反，希望他能为英国情报机构效力。菲尔比接受了条件，开始在英国负责反间谍工作。最终成为英国谍报史中最优秀的特工之一。

　　但是从那时开始，他从英国传递给苏联的情报却以几何级数增长，直到1951年军情六处开始怀疑他的身份而将他从内部逐出。1963年，随着菲尔比出现在苏联的土地上，一切都真相大白，他被视为苏联的民族英雄，获得了列宁勋章。

　　他的经历成为诸多影视和文学作品的素材来源。本·麦金泰尔最新出版的小说《朋友中的间谍》就是以菲尔比为原型。

　　野心、理想与欺诈

　　上校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克格勃供职期间一直为英国军情六处提供情报，时间长达11年，这是双重间谍中的最高纪录。法国女间谍玛蒂尔德·卡尔曾说过一句话：没有人了解我的真正身份。戈尔季耶夫斯基或许正是实践了这句话。戈尔季耶夫斯基并非职业间谍。1961年，他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在冷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被派往柏林。虽然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对苏联制度持批评态度，但他从未公开对立于这个制度。正是因为这个他被吸纳进情报组织。

　　1968年，当他被派往丹麦时，看到大量新闻报道称苏联的坦克正在踏平“布拉格春天”对自由的渴望。以他那批判性的头脑是无法容忍的。于是1974年他开始向英国情报组织秘密传递情报，希望推翻苏联共产党政权，直到1985年身份暴露。戈尔季耶夫斯基逃亡英国，他曾表示他原来的克格勃同事想用阿普唑仑镇静剂毒死他。

　　但是，并非所有的双重间谍都是以道德为由从原来的阵营跳槽到另一个阵营。鲁埃达说，“原因各不相同。有的是因为欺诈而转换阵营，有的间谍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还有的人想要改变世界，有的人则是为了复仇，因为曾受到过不公正对待，或者自己的工作没有被政府认可”。

　　各种品味的人都能在双重间谍的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喜好。比如来自秘鲁的间谍维克托·阿里萨。他向智利出卖情报竟然是为了换钱供养与他保持秘密关系的3个女人。还有联邦德国时期的女间谍加布丽埃莱·加斯特，她接受为民主德国传递情报的条件是让她能与居住在那里的男友见面。还有苏联间谍尼古拉·霍赫洛夫为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原因是，如果他接受克格勃的指派去暗杀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的话，他的妻子就要和他离婚。

　　鲁埃达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与一般的认识相反的是，大多数双重间谍“从未丧失过是非观念。他们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朋友，只要不被发现他们就会永远这么做下去。但是，他们一直知道的是，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

　　危机四伏的猫鼠游戏

　　双重间谍一旦暴露，就会上演一场猫鼠游戏。在这场游戏当中，一方要做的是确认叛徒的身份并抓住他，另一方则要尽力掩盖自己曾做过的事情。鲁埃达说，“很多双重间谍能够在这种无休无止的肮脏工作中保持安然无恙。想要抓住他们必须是当场，如果他们足够谨慎，想要认定他们是叛徒就非常难。我研究的一些案例证明反间谍工作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手段的增加，所有人都会被当场捉住”。

　　毫无疑问，在双重间谍这条道路上走得最长久的当属上文提到的菲尔比，而且他也是最著名的双重间谍。鲁埃达还认为，菲尔比还是历史上最优秀的双重间谍。他从事这项工作30多年，从未给英国情报机构留下过任何证明其不忠的证据。而且即便是在他暴露之后，依然能安然无恙地逃往苏联，并在那里得到英雄般的对待。

　　在猫鼠游戏中有哪些著名的人物？从故事的曲折程度，以及作为给美国政府造成最大损失的双重间谍之一，奥尔德里奇·埃姆斯要算一位。他曾是中央情报局苏联反情报部的负责人。1983年埃姆斯在担任这一职务时想的只是如何满足自己的新任妻子、哥伦比亚人玛丽亚·罗萨丽奥·卡萨斯的那些任性要求。这些要求总要让埃姆斯花上不少的钱，没办法他只好向克格勃出卖情报。1986年，中情局怀疑出现了内鬼，所有特工都要接受测谎。由于苏联人早已教过埃姆斯如何通过测试，所以中情局丝毫没有对他产生怀疑。据估计，他在为苏联人传递情报的9年里，共拿到了400万美元的报酬。

　　然而，压力和酒精还是让埃姆斯付出了代价。这次测谎以后，中情局还在继续追查内鬼。1993年中情局请求联邦调查局协助侦查。埃姆斯在这次调查中很快进入中情局的视线。他们在埃姆斯的办公室安装了窃听设备，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当局的监控之下。

　　1994年2月22日，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埃姆斯，此时他本人对那些监控设备还毫不知情。

　　当一名双重间谍被抓住时，等待他的将是惩罚。不仅因为他背叛了国家，而且往往他们传递给敌对方的情报还会牵涉到其他间谍。鲁埃达表示，通常惩罚有2种方向。对于像苏联那样的政权，会在漫长的酷刑之后将其处决，在这个过程中会搞清楚间谍到底把哪些情报透露给了敌方。而在民主国家，双重间谍会接受审讯，并依据各国法律的不同判刑。最极端的定罪是美国，因为美国政府倾向于给这种人判处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