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雍奎魁故意杀人案在历经司法程序“空转”7年之后，恰逢当地司法责任制试点改革之机，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宣告雍奎魁无罪。
“改革前7年未决，改革后一锤定音。”吉林省高院常务副院长李成林认为，这是司法责任制改革试点工作对法官责任担当的巨大“牵引”。
据澎湃新闻观察，雍奎魁曾被一审法院多次认定故意杀人罪，两次判处死缓，一次判处死刑。其间，吉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次发回重审，此案在一、二审程序中“空转”了7年。
2015年，一审法院第三次判处雍奎魁死缓，雍奎魁上诉到吉林省高院后，合议庭提出认定故意杀人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的意见，审委会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宣告雍奎魁无罪，当庭释放。
合议庭还权到位，审委会职能回归
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对完善司法责任制提出了要求，司法责任制改革被视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吉林省是全国第一批7个司法改革试点地区之一。李成林认为，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不仅推动了审判权运行和司法责任的制度完善，更给法官思想意识、精神追求带来了深刻变化。
“法官办案责任意识明显增强。”李成林说，以往法官最大的烦恼来自于外部干扰和关系压力，现在法官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无法回避的司法责任，“司法责任制改革对法官责任担当、对法院公正司法、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等都起到巨大的牵引作用。”
如今，司法改革试点两年期即将届满，改革迈入全面攻坚阶段。在司法责任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吉林省高院制订了《审判主体职责和权限清单》，明确了改革后各类审判主体权力界限。
“司法责任制的核心是权责一致，前提是权责明晰，以往‘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正是源于职责不清、权限不明。”李成林说，吉林省高院的作法包括四大方面:第一，对独任法官放权到底，促进简案快审;第二，对合议庭还权到位，推动繁案精审;第三，让审委会职能回归，加强审判指导;第四，让院领导带头办案，增进改革认同。
院领导重点办重审、再审等案件
据李成林介绍，在司法责任制推进改革试点工作中，吉林省三级法院共有372名院领导入额，占院级领导职数的45.9%，今年上半年共计办案3868件。
“我们对院领导‘限额’的同时，明确规定了办案指标，并要求重点办理发回重审、指令再审、检察监督等案件。”在李成林看来，让院领导带头办案，能起到“名医把脉”、“患者心安”的良好效果，提升人民群众改革获得感。
与此同时，吉林省高院还出台了《审判责任制暂行规定》，明确了案件质量责任、违纪责任和违法审判责任范围、认定和追究程序。
“批评教育、诫勉谈话成为常态;较轻处分、离职培训成为少数;延期晋升、退出员额成为极少数;免职辞退、司法处理成为极极少数。”李成林认为，司法责任制改革即要求放权到位，但绝不意味着放任，要通过司法责任刚性约束确保“有权不任性，用权受监督”，形成司法责任认定、处理的“四种形态”。
据吉林省高院统计，近期有两名吉林中院的法官因涉违法审判行为，被给予严重警告和记过处分。
【司法责任制改革之地方样本】
上海市检察院
除绝对不捕、存疑不捕、不诉、撤回起诉、初查、立案、不立案、案件侦查终结、撤销案件、提出抗诉和再审检察建议等决定权，必须由检察长或是检委会行使外，其余办案职权均可授权独任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行使。区分不同层级检察院、不同办案部门检察官的办案职权，确保授权更加符合司法办案实际。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授予主任检察官办案职权41项、检察官72项，授权比例达66.9%。
湖北恩施州法院
以“问题案件”评查、追责为抓手落实司法责任制。对被发回、改判、指令再审、抗诉、多次申诉投诉等案件建立问题案件清单库，由审管办对实体、程序或司法作风方面存在问题逐一查找原因，明确承办法官有无责任、是否应当追责，已评查88件，对缺乏法律依据、法官责任心不强的5件案件予以纠正并通报。
南京中级法院
依托信息化建设规范审批流程。根据案件类型，将审判流程划分为立案分案、庭前准备、开庭审理、合议评议、文书制作、宣判送达、案件报结、执行查控等60多个节点，将所有节点纳入网上办理，做到全程留痕、规范管理。设置各类数据自动生成功能，加强对海量审判信息的分析研判，院庭长和审判管理部门对每个法官承办案件的节点进展情况，可以随时查询、网上催办。
重庆市检察院
实行“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过去司法责任追究“责任分散、主体不明”的问题。对绝对不诉的职侦案件、捕后撤案、撤诉后不诉、诉后判无罪、非法证据被排除、申诉复查纠正等可能存在司法过错责任的案件，由上一级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牵头组织逐案审查，应当追责的移送纪检监察处理;对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有重大过失的司法责任线索，建立由各院纪检监察部门统一受理，市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集中管理、调查核实的工作机制，并与将要建立的检察官惩戒委员会进行工作对接，力求把责任真正落实到“人”，确保检察官对所办案件质量终身负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