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将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新工人、学生、乡建者等不同主体所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以期从不同视角激发新的思考。
跟我一样90年代初出生的人早已到了适婚年龄，今年收到很多同学结婚的邀请，过年回家这几天还参加了两场同学的婚礼，同学聚在一桌慨叹时光很快的同时，也讨论起了结婚彩礼带来的压力之大让人有苦难言，其中更有因为男女两方家庭在彩礼谈不拢使得男女双方原本要订婚的最终不欢而散的现象，原本邀请了亲朋参加婚礼却又被通知婚礼取消的闹剧也时有发生。婚姻本是人生任务进行中让人期待和向往的事情，可是现在却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结个婚需要被拯救的不是爱情，而是谁来拯救这越来越离谱的彩礼？
我的老家在江西赣州，位于赣南地区。从90年代至今，家乡地区的彩礼就在不断攀升，娶媳妇回家是每一个农村家庭个体人生任务里面最老大难的问题，伴随着嫁娶这样一个问题的是女方对男方在“车子、房子、票子”的要求。而我们这边的彩礼是指除掉车子、房子以外还要支付给女方家的礼金。这方面的经济支出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是很昂贵的一笔开支，虽然很多人在抱怨，但是就像大多农民说的那样，“大家都是这个行情，你付不起，但你总要娶媳妇抱孙子吧”。有着很多的无可奈何，却也没有办法。
从时间上来看，在赣南地区，90年代初，家里娶个媳妇彩礼花费为690元上下，再有就是有个黑白电视、录音机、自行车的面子上的礼数，到了95年之后花费8000元-10000元不等，对于建房子的要求基本上是没有，只要在老家的房子里有一间婚房就可以，再就是最好有一辆摩托车；而到了2000之后，礼金普遍从10000多元一直上涨到2005年的30000元-40000元不等，而2008年之后彩礼的数目已经达到了100000元以上，在其他要求上，女方家庭开始要求男方家要有新房子，对房子的要求也从在村子里建新房子到至少要在镇上买房子，2010年之后还比较普遍的要求男方最好能够有车。也就是说，如果男方有“房子、车子、票子”的话就可以找到好的姑娘并且顺利嫁娶。这样一来的话，不仅彩礼钱在不断上涨，对于车子和房子的要求也在不断抬价，彩礼的压力也就更大了，对于还在建设中的赣南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来讲，上一辈的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父母辈们只能通过外出务工来增加收入，子女这一代刚刚出来没有能力全部自己开出这一部分开支。家里娶一个媳妇是要两代人“掏光家底”拿出“压箱钱”来共同付出的，它变成了两代人的人生任务里面共同的一环。
从地方来看，以赣州于都县为例，娶一个于都媳妇最高可以达到180000的惊人数目，这个数字对于经济能力普通的家庭实在是支付不起。就算没有那么高，正常也要13万左右的彩礼，而且于都县作为人口大县，不管男女双方是自由恋爱还是第三方牵线，订婚和结婚之前近乎是一个谈判的过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用“彩礼”进行你来我往的三番两次的两个家庭的婚前的“结识”，双方谈的好，则两家可结“秦晋之好”，如果一方不满意或者不让步就意味着两家不能结合，也就会有之前原本邀请了亲朋参加婚礼却又被通知婚礼取消的闹剧。对于这种事情，老百姓也表示很无奈，“谈钱真的是伤感情啊，有多少情投意合的男女被天价彩礼拆散”。跟家人在聊起彩礼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调侃式的说，“在赣州别人一听到是于都的女孩子，别人都不敢相处了。都是礼金惹的祸。”所以很多外地人讲“江西老表嫁女儿就像卖女儿一样、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在赣南这样一个人口流动比较大，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来往比较密切的地方，像于都这样的彩礼情况在其他县市如南康、瑞金、宁都也都会相互影响，而且彩礼的数目也是一年比一年增长，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增长的数目近两年已经达到了一年10000的幅度，农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大部分人都说：“吃可以不用吃的那么好，住也可以不用住太好，但是媳妇总得娶回家呀”。听于都车溪乡镇的一个政府工作人员讲，于都的彩礼高已经在地方出了名，甚至中央都已经有所知晓，省里正准备出台一个地方政策的文件来限制这样的彩礼的盲目增长。老百姓自然也很欢迎政府这样的文件的出台来减轻他们的压力。
彩礼的数目为什么会如此之高？首先要着眼于赣南老区这边的实际条件，第一是经济上的不富裕使得一个家庭格外看重女儿出嫁的时候的彩礼数目，尤其是“彩礼越高女儿嫁的就越好”的心理，我们村里的老人家都说，“人家养一个女儿二十几年花费了多少心血，哪有那么轻易就把一个女儿给嫁出去了”；第二是这边家庭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在家庭组成上几乎每户家里只要有女孩的都一定是有男孩，女孩嫁出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中男子娶老婆的费用带来的压力，也就是农村人说的，“嫁女儿的时候是你问别人要钱，等到你家儿子娶老婆的时候就是人家问你要钱了，风水轮流转”，套用于都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女孩是招商银行，男孩是建设银行”，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儿子的舅妈之前还在跟我们半开玩笑的说，“好想再生到一个女儿来，不然以后压力好大”；第三是，赣南老区这边本地域内人口流动比较大，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来往比较密切，一个地方的彩礼会很快传到另一个地方，所以跟风的现象比较严重，彩礼普遍在不断上涨，另外，赣南同时又和区域外的如广东、福建等地方的联系比较多，外出打工的非常多，跨省的婚姻也多了起来，在跨省婚姻中，比如很多人嫁到福建、广东的礼金都是10万、20万，慢慢的行情这东西也就上来了，区域内的婚姻彩礼也就上来了，并且不断上涨。其次是攀比和跟风带来的心理的异化，本来结婚是完成子女的人生任务的一个事情，现在却被市场化了，人们攀比彩礼的数目，比谁的婚礼举办的酒店好、比谁拍的婚纱照更加高大上、比谁的接亲的车队更豪华等等。像婚姻介绍、婚庆策划、婚礼拍摄、豪车租赁的市场就是在人们不断攀比中“热”起来了。但是即使这样，彩礼仍然是最基础的攀比，是人们去看待一场婚礼最先关注的一个因素，大部分农民在彩礼上进行比较时都会想，“今天张家女儿出嫁，礼金7万，明天李家女儿出嫁礼金怎么也得7万2吧······”比着比着这礼金就涨起来了。还有一个说法是：如果你把女儿嫁便宜了，村里人还会说三道四，是不是这个女儿不好看，是不是这个女儿有问题······让你不得不跟着行情走。另外，农民是怕吃亏和担心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他们觉得在彩礼上多收一点钱是一种踏实是一种放心，觉得自己的女儿在男方家里才不会被欺负。
其实，婚姻本是人生任务的一环，彩礼和其他的一些礼数（从最初的“老三件”到现在的“五金”）的附带都是婚姻中的一个随礼的习俗，就像女儿出嫁时母亲要流几滴眼泪、新郎要抱着新娘入新房等这样一些礼数一样，那些都是婚姻的外在物，如今，这样的一些外在，像“彩礼”这样的因素已经变成了首要考虑，这是人们对“门当户对”的曲解和婚姻习俗的变异，那种收取礼金的象征意义超过了初入婚姻关系时的男女双方和家庭双方的正常亲家来往的问题，这也造成了“看钱而不是看人”引发了在大多数婚姻中的矛盾的结果。传宗接代也好，望女成凤也好，农民在子女的婚姻彩礼上的这样一种“朴实”的衡量和考虑与当下的婚姻彩礼节节攀升，并不是他们有意而为之的后果，在通过彩礼走向婚姻的秩序中，婚姻习俗的市场化局面使得农民已经无法进行自我的调控和规范，这种失范的状态已经牵连到了让人们更加苦不堪言的早已变相的人情往来和的人际关系。如今农村的光棍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我问起老家的叔伯们时，他们说，现在村里的男性在28岁以后基本上就很难娶到媳妇了，村里以前最多只有一两个光棍的，现在则有八、九个，甚至有的村都有十个以上的光棍，大部分都是因为在适婚年龄没能找到合适的对象，其中彩礼是个很大的“拦路虎”，村里人常常都说，“现在只要有钱就很容易娶到一个媳妇，多好的都可以”。
千言无语一句话：婚姻无罪，彩礼太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