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农村，嫁闺女要高价彩礼，比如有些农村彩礼要‘万紫千红’(紫色5元的1万张，红色百元的1000张，就是15万元)，或者要3斤重的百元钞票(大约12万元)，这是很坏的风气。”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院长李成贵谈到，在一些农村地区存在这样的风俗。

农村的红白喜事该怎么办?在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章义和看来，中东部不少省份通过村规民约和红白理事会等方式倡导红白事简办，使农村红白事费用大幅缩减，奢侈浪费风、攀比风、人情风得到有效遏制，受到百姓称赞，探索出了一条政府引领、群众自治的乡村治理新路。

不过，章义和坦言，风俗是集体的记忆和愿望，其形成非一日之功，其移易亦不宜急于一时。在各地推进移风易俗的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现象，应当引起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也要警惕改变风俗的过程中，政府的越位现象。章义和进一步分析，移风易俗指向的是农民的私人生活领域，比如彩礼金额、酒席标准、宾客随礼等，都是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政府如何介入、介入多深，需要掌握好方法、把握好度。在各地移风易俗中出现一些地方政府以明文下令或出台地方性法规的形式，超越指导与引领，成为对个体生活的干预，引起一些群众不满。

那么，作为政府部门如何进行引导?章义和强调，移风易俗必须首先让基层干部充分理解，认识到其是在尊重、传承传统风俗习俗基础上，移“歪风”，易“低俗”，绝不是“一简了之”“一禁了之”。

对此，他认为一定要因势利导：“要破群众的旧思想，利用农村道德讲堂、善行义举榜、农村宣传栏、广播、文化小广场等阵地充分开展教育，引导群众转变观念，既讲大道理，又算经济账，因势利导，说服教育，让群众明白道理，内心接受，主动践行。”

移风易俗还要抓住关键少数，章义和表示，党员一定要先行。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一定要讲究“策略”。他进一步支招，婚事要着重体现其精神价值，反对物质攀比之风，通过红白理事会或专业婚庆公司间接引导婚庆新风尚。丧葬要尤其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通过营造标准公墓，与殡葬服务单位倡导文明、环保而不失隆重的丧葬新礼。

章义和提出，一方面要下大力气整治农村黄赌毒、封建迷信、非法宗教等突出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农村制定村规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等形式，充分发挥群众自治，发挥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协调作用和年轻有为思想开放的青年的引领作用，有条件的村庄可以无偿提供宴请场所，在婚丧嫁娶方面对标准、流程等予以指导。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府参事黄西勤敏锐地注意到中国乡村中的文化张力。新阶层人士在其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新阶层人士当中包含大量艺术家等自由职业人员，除创作之外，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在对社会、对人类的精神奉献当中，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的传统乡土文化，让优秀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

有人认为，如今的乡村治理中，离不开农村固有的人情网络，只有兼顾才符合农村实际。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朱晓进建议，长期以来，礼俗文化在乡村治理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礼俗文化为依托形成的乡村商事制度，使乡村治理更多一些人情味，能够提高乡民对乡村治理的参与程度。

他提出，不妨发挥“乡贤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情治”功能。长期以来，“乡贤”一直是乡村社会运转、风习教化传承、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由此形成的“乡贤文化”，能够发挥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