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写过一句话：“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第一天有将近4500人前往吊唁，第二天又到了3000多人。日本人内山完造和鲁迅是好友，由他来联系当时的万国殡仪馆安排出殡事宜；治丧委员会也成立了，蔡元培、宋庆龄等都在其中，不仅如此，鲁迅去世还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重视，连当时的苏维埃中央政府都发电报表达了哀悼。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和旗帜，既是中国文学向外推广的招牌，也是外国读者了解中国的第一扇窗口，因此有广泛的海外影响力。

鲁迅太“大”，他的海外传播也正如他在国内的影响力一样，在不同时间和地方被不同的人各取所需，又因时代变迁而呈现错综复杂的面貌。

鲁迅在西方拥有一定的读者和研究者。

鲁迅在西方拥有一定的读者和研究者。

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以后，西方抱着“了解中国”的目的去接近鲁迅，法国知识界对中国的兴趣暴涨，萨特、福柯等一批作家、思想家都对席卷中国的左翼文化表示出浓厚兴趣，作为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左翼文化的窗口，一批鲁迅作品被翻译到法国。

但是，由于鲁迅的文章根植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与西方读者的文化经验相去甚远，因此，鲁迅在西方的接受程度远不如在东亚国家。

日本：观照生而为人的困境和突围

青年时代，鲁迅“走异路，逃异地”而东渡日本，日本成为鲁迅一生瞭望世界的重要窗口。

日本成为鲁迅一生瞭望世界的重要窗口。/图·unsplash

日本向来是传播和研究鲁迅的重镇，鲁迅去世不到一年，日本就出版了《鲁迅全集》，比中国还早一年。

鲁迅的《藤野先生》、《故乡》等文章也是日本教材的保留篇目。

日本作家也从鲁迅那里获益良多，除了大江健三郎以外，太宰治有一部以鲁迅为主人公原型的长篇小说《惜别》。

藤野先生。

此外，日本还有一批以竹内好、丸山升等人为代表的鲁迅研究专家，这些人的鲁迅研究水平之高，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的鲁迅研究。

日本人为什么对鲁迅兴趣浓厚？

一是鲁迅曾留学日本，与日本友人有良好的私人往来；二是鲁迅对黑暗的直视、对人性和国民性的省察贴近日本的文学传统；三是鲁迅的反抗精神，对战后被占领的日本国民压抑的心境起到激励作用。

丸尾常喜，东京大学教授、日本鲁迅研究界权威学者，在学术领域，丸尾常喜的鲁迅研究在日本被誉为继竹内好“竹内鲁迅”、丸山升“丸山鲁迅”之后的“丸尾鲁迅”。

丸尾常喜的名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在日本出版后评价很高。

丸尾常喜的名作《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在日本出版后评价很高，随后被翻译成中文，为国内鲁迅研究注入了重要的域外视角，《耻辱与恢复——〈呐喊〉与〈野草〉》也在之后问世华人世界。

《明暗之间：鲁迅传》是丸尾常喜所写的鲁迅传记。《明暗之间：鲁迅传》与其过往研究略有不同，是专门面向大众读者撰写的鲁迅传记，以通俗的视角讲述了鲁迅的独特之处。

丸尾常喜生前曾说：“观照鲁迅，是为观照我们生而为人的困境与突围。无法踏进光明，亦无法退回黑暗，于大时代的夹缝中艰难安放自身；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在对世界的祝福与诅咒中寻求真的尊严；斗土的坚毅、清醒、英勇背后，携着普通人的迷惘、彷徨、恐惧。”

在书写伟大之前，他将鲁迅还原为人。

在书写伟大之前，他将鲁迅还原为人。

《明暗之间：鲁迅传》以地方分章——从绍兴、南京、日本到杭州、北京，再到厦门、广州与上海，以时间为线索，道出鲁迅的一生——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走异路，逃异地；旧式婚姻的不幸，重获真爱的犹疑；兄弟感情的破灭，同侪后辈的攻击；异国生活的苦闷屈辱，提倡新思的无人响应；公务生涯的寂寞厌倦，大学教场的幻灭失落；过去的世界不断侵袭，将来的世界尚未成型……

丸尾常喜将鲁迅的作品融入他的人生经历之中，对照作品角色找出原型，如此一来，不仅从鲁迅的视角去看待他所经历的时代与社会，更能理解他创作的缘由，深刻体会其作品背后的深意。通过这本书，鲁迅其人及其作品，还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与社会，都——重现。

丸尾常喜将鲁迅的作品融入他的人生经历之中，对照作品角色找出原型。

丸尾常喜说：“在思考鲁迅的人生时有几个可以被料想到的视角，而我试图思考的立足点是：作为一个将过渡性中间物视为自身命运并加以承担的人，他是如何在仅此一回的生命中活下去的。”

丸尾常喜写道：“鲁迅认为自己的文章不可能是盛开的蔷薇，也不是香气浓郁的兰花。而他甘愿忍受这种命运。为了让中国这片大地有朝一日能够迎来百花齐放的季节，他宁可选择成为泥土。而要化为肥沃的泥土，就必须首先变成腐朽的杂草。”

中国学者秦弓1991年赴日留学，在丸尾常喜的指导下研究比较文学。

秦弓在《一位研究鲁迅的日本学者——怀念丸尾常喜先生》中如此回忆：“最早知道丸尾常喜先生，缘于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丸尾先生的‘阿Q=阿鬼说’。海内外关于阿Q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但丸尾先生独辟蹊径，由《阿Q正传》而及鲁迅杂文、《左传》、《太平广记》、《荆楚岁时记》、《窦娥冤》等，经过缜密的考察与深入的分析，从阿Q身上发现了三重‘鬼气’：一是多种因素生成的国民劣根性之鬼；二是民俗中无家可归的游荡之鬼；三是礼教赋予的传统之鬼。”

丸尾常喜提出‘阿Q=阿鬼说’。

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已被翻译成 40 多个国家的60多种语言，现在，它与鲁迅的名字一同在世界文学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

受过鲁迅亲自教导的日本学者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写到，“他（鲁迅）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寄托于写作以及将作品呈现给世界”，“他对所写的文章，并非经选择后再出版，而是将所写的一切原封不动、一字不落地投向世间”。

韩国：鲁迅是一代人的精神养料

鲁迅在东亚的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一方面是由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存在，东亚国家对鲁迅的接受相对西方来说不会有太多“隔阂”；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东亚国家大多都遭到与中国相似的困境，也就不难有相同的共鸣。

鲁迅在韩国，是一代人的精神养料。

上海，鲁迅（左五）与铃木大拙（左三）、内山完造（左六）等人在内山完造寓所前合影。（图 / 视觉中国）

韩国知识分子在“寻找自己”时，感受到了鲁迅与自己的接近，感受到了自身与鲁迅同样的彷徨，他们努力靠近鲁迅并将他介绍给韩国人，如同当年鲁迅苦苦将俄国文学传播给中国人一样。

20世纪7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干将、被进步学生誉为“韩国鲁迅”的李泳禧说过：“鲁迅对统治阶级靠虚假统治社会以及由此带来的愚民化、精神奴隶化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和唤醒民众的启蒙思想，一直激励我为变革韩国社会而努力，而且鲁迅精神与韩国实际非常吻合，所以我感到很亲切。”

李泳禧的书曾风靡韩国知识界。他可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的知音。

韩国知识分子在“寻找自己”时，感受到了鲁迅与自己的接近，感受到了自身与鲁迅同样的彷徨。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李泳禧因涉足政治而遭到九次逮捕。那时他认为自己的国家出了问题，他在苦闷和反抗里找到了鲁迅。

他觉得，自己要表达的许多意念，鲁迅都阐述过了，《呐喊》里的文字，既写着中国人的苦难，也有自己同胞的影子。

鲁迅的直面苦难又不安于苦难、不断向苦难挑战的气概，不仅中国少有，在那时的韩国作家里还没有出现。所以，李泳禧写下了许多与鲁迅相关的著作。

《呐喊》里的文字，既写着中国人的苦难，也有自己同胞的影子。/unsplash

李泳禧认为，鲁迅的伟大不仅在思想的层面上，也在社会革命的行动上。

李泳禧在《我的老师鲁迅》中写道：“我从鲁迅对民众的关爱中学到了很多，受到很多影响。尤其在他的评论文章中，受益匪浅。过去的近四十年岁月，我曾以和韩国社会现实相较量的姿态，在社会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那些文章，是在思想层面既像鲁迅的，又在文学层面像鲁迅的。

因此，如果我在过去的一个时代，我给这个社会、知识分子和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的话，那不过是间接地转达鲁迅的精神和文章罢了。我心甘情愿地担当了那份角色，并为之满足。”

鲁迅的思想不仅有超时间性同时也具有空间上的开阔性。

长期从事鲁迅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孙郁在《鲁迅遗风录》一书中如此回忆：“我在沈阳和首尔两次见到李泳禧先生，给我留下不灭的印象。

他刚烈的性格和大爱的情怀，像一首壮丽的诗。和他对视的那一刻，好像走进了韩国的现代史。这是一个丰富的老人，他自身的故事缠绕着一个民族的苦难史，以及在那苦难中生发出的最为明亮的东西。他绝不自恋，常常有自省的精神。

他在鲁迅遗产面前表现出的谦恭和豪气，我在近年中国的读书人那里已很少见到了。

人们只有在危难的时期才易和鲁迅的精神发生共鸣。在今天这个消费的时代，鲁迅已被许多中国人忘记了。

人们只有在危难的时期才易和鲁迅的精神发生共鸣。

当与李泳禧这样的前辈交流的时候，我产生过一种惭愧感。

比如我自己是在吃着鲁迅饭、做专业的普及鲁迅的工作，却缺乏李泳禧那样的激情，思想的体积渐渐生锈了。

在鲁迅遗产面前，没有国界的区别，而一个异邦人的思考，反而会激活我们几近冷却的意识。韩国知识界散发出的信息，不只是学术层面的东西，在更深的领域，我们与人类的一种境遇相逢了。”

在鲁迅遗产面前，没有国界的区别。

“韩国人解读鲁迅和别的国家不同，那就是有着寻路的饥渴和反抗奴役的激情。

富有叛逆精神的邻国友人，格外感兴趣于鲁迅的遗产。他们在这位中国文人身上找到了一种自己需要的东西，那就是对旧传统的超越和对人的解放的探索。

鲁迅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气，在他们那里不只是象征性的灯火，而且应当说是成为新人的一种可能。这不仅仅是人生启迪者，重要的在于也存在着思维的快乐。一旦与这个远去的小个子作家相逢，东亚人神奇的精神攀援就开始了。”

2021年11月11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内陈列着被译成各国语言的鲁迅书籍。（图 / 周叠瑶）

韩国评论家、社会运动家任轩永在《我与鲁迅文学革命和人类的命运》一文里谈到了鲁迅在他生命里的意义。

在中学时代第一次读到鲁迅后，任轩永觉得自己的背井离乡的心绪里就有鲁迅式的感触。两个人的故乡遇到了相同的命运，产生了灵魂的共振。后来，任轩永走向了反专制的运动，内心一直依傍着鲁迅。1974年入狱的时候，任轩永想：“既然坐牢，就在狱里读读鲁迅吧。”后来，他第二次入狱，心里依然装着鲁迅。任轩永回忆道：“在那时，我的行动指针依然是鲁迅。鲁迅几乎是完美地将自己作为革命的火花燃烧到最后，因此我很羡慕他的智慧。”

《呐喊》

孙郁说：“我没有想到邻国知识界对我国现代文化具有如此大的热情。

他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表现的内在意识，与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青年是如此接近。东亚人在近百年的选择里，遇到了相同的难题，专制主义和传统意识使人们久困在奴隶的境地，个性被阉割了。而这正是鲁迅当年一直所思考的、要突破的文化羁绊。”

多年前离开韩国前的那个夜晚，孙郁和朋友在一个酒店聚会。

那一天首尔及外地的一些鲁迅爱好者、诗人、教授来了许多。

酒过三巡，一个诗人用不太标准的中文高喊着“鲁迅！鲁迅！”。于是全场的人同声高喊着，拥抱着，进入了一个狂欢的境地。声音在寒冷的街市里传动着，仿佛掠过一个世纪的哀凉，无数颗心因一个意念而共同跳动着。

“这是我一生经历的第一次与鲁迅有关的狂欢，国内任何一次鲁迅研讨会，都未能有过这样的激动场景。我的眼角流着泪水，是因为结识新朋友的缘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时也说不清楚。那一刻只是感到，鲁迅已成了我们不同国度间的共同语言。”孙郁说。

鲁迅已成了我们不同国度间的共同语言。

鲁迅是中国人的作家，他用极富张力和个性的文字拓展了汉语书写的边界，他对中国国民性手术刀般精准和深入的剖析，至今读来仍然让人脊背发凉，仿佛他一直冷眼旁观着我们。

鲁迅是世界的作家，他的反抗绝望，他对超越阶级、党派、民族的人性的探索，同样为人类留下了丰厚的遗产。